真学问 真性情

　　——怀念陆梅林先生   

从步入文坛以来，我就有与一些老前辈结为忘年交的机遇与幸运，陆梅林先生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是我接触较早也较多，也最为敬重的学术前辈之一。从新时期的80年代起，就同他交往甚密，也从中受益颇多。在我内心里，他是一个既有真学问，又有真性情的师长，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的一个编外学生，把他当成自己学业与人生的双重老师。他的溘然去世，学界为之沉痛，也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陆梅林先生是从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家，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家的。他的这种由翻译立足的深厚功力，使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立在了坚实的原著理解与原典把握的基础之上。这种坚定稳固的根基，也使他的编辑成果与理论研究，总能在同类著述中更进一步，更胜一筹。他的编著《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因其系统而精要，成为马恩文艺论著编选中的经典读本。他的《唯物史观与美学》的论著，高度强调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审美主客体与构建文艺美学体系的方法论意义。他以竭思殚虑地辑注马恩原作，秉要执本地阐释马列要点的方式，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理论体系，在大架构与方法论上，都作出了极为突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关文艺与美学的一些重要论争之中，陆梅林先生都有旗帜鲜明的观点与掷地有声的发言。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基于原著理解的高屋建瓴的全局观，纲举目张的整体观。比如，在马克斯、恩格斯文艺理论思想有无完整体系的论争中，他从纵与横的两个方面进行缜密论证，提出“分散是现象，整体是本质”的“有机整体”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是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他断然否定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人道主义的看法，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无产阶级的具有高度党性的文艺科学。今天再来看他的这些看法与说法，应该说那些坚定而清醒的观点，不流于片面，不随风摇摆，既是极为全面的，也是更为稳健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陆梅林先生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筹办马列文论研究所。那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暂时栖身于前海西街十七号的后院。当时的陆梅林先生，就在一座旧楼一层靠西的一间屋子办公。房间除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就是夹着纸条的各类图书，摊在桌上的书写稿子，加上总是烟头堆得快要溢出来的烟缸，给人的感觉很是简陋，又有某些杂沓。每次要找他说事或聊天，想去就去了，去了他总在。而一见到你，他会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与你促膝而坐，倾心而谈。那时，他并不在意工作条件的差强人意，也并不在意尚在襁褓之中的马列文论所面临的种种非议，他最为关心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走向，文坛理论批评的动向，以及这种走向与动向之中隐含的一些问题。说起这些，他时而兴奋，时而沉郁，忧国之心与忧文之情，都溢于言表，殷殷可感。最让他为之上心也舒心的，是当时他所带的几个学生都比较出色，令他甚为满意，如庹祖海、陈飞龙、李心峰、熊元义等，说起他们的勤奋好学，初显的特点，他兴味盎然，如数家珍。这个时候的陆梅林，你能从那因深度近视而颇显深邃的眼睛里，感到一种掩饰不住的熠熠亮光。

陆梅林先生重视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我，极大地帮助了我，促进了我在理论批评道路上的坚实成长，使我至今仍在不断收益。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艺界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的促动下，各种学术会议很多，文学问题论争频仍。年轻的我参加这种研讨会之后，没有什么宏论，也轮不上发言，常常就被分派做记录，办简报，而做完简报再顺便写一会议讨论综述。这样一来，先后曾就“两结合”问题，艺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规律，写真实与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等，写过一些研究概要与讨论综述，并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陆梅林先生看到这些综述文章后，很是肯定和赞赏，一再向我强调这一工作的必要与重要。他说这样的论争跟踪与资料整理工作，不仅对于学界极其有用，而且对于自己也相当有益，可使自己对理论的进展与现状有个清晰的观察和系统地把握，再搞研究就会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由这样的资料工作打好学术底子，是至关重要的。他力邀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所给年轻的学者和他的学生讲讲资料整理的心得与体会。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勉为其难地被迫梳理了自己的做法与想法，到马列文论所，在他的主持下以主讲者的身份进行了我平生第一次学术交流。但经过他的这种有意与有力的点拨、鼓励与督促，我便由无意识进入了有意识，开始有计划地把资料整理与综述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之一，并使这些看起来零碎、初级的理论资讯与论争资料，逐步经常化、系列化，从而让它成为我的另一文学批评方式。在他的提携与帮助下，我先把自己系统阅读与长期积累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进行分类整理，结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一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名义，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一直留意收集和坚持跟踪一些重大的理论探讨与问题论争的情况，系统性地撰写了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理论讨论与文学论争综述，并结集为《文学论争20年》一书，在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些学术资料工作得以延续，已有的成果得以成书，乃至本人能够在当代文学研究上有所长进，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陆梅林先生的积极支持与热心扶助，这使他在我自己的学业进步与学术成长中，虽不是授业的老师，却又胜似授业的老师。

陆梅林先生不仅为文认真，而且为人真诚。从年龄上讲，他是名副其实的父辈；从学问上讲，他又是著述丰富的大家；但他却没有一点架子，总以平和、平等的态度看人、待人，让人觉着亲切，不隔阂，愿意有事去和他说说，乐于有话找他倾诉。

说起他的为人，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就是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之后，在当时的文坛尤其是文论界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许多有名的文论家都著文参加讨论，不同的意见与看法，渐渐地就分成了赞成与批评的两大营垒。那时候去前海西街十七号看他，总免不了谈论此事。有次说起刘再复的理论探索，他在有赞成有不赞成的评说中，突然很真切地感慨道：再复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路向有些偏颇！接着他又重复和强调性地感叹：真是难得，真是可惜！由衷之言情不自禁，爱才之心溢于言表。看得出来，他确实喜欢刘再复突出的理论才情，但又坚守着自己的理论原则。他知道我与刘再复关系不错，有意把话说给我，也期望我能把话转达过去。我过后把此话给再复转述了，刘再复说我知道陆先生是好意，我一定好好注意。此事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陆梅林那种爱才之心切，为人之真诚，仍让人记忆犹新，长久难忘。在陆梅林先生刚去世不久，适逢远在美国的刘再复来电话，问及朱寨先生去世之事，说完，我顺便告诉他陆梅林先生也去世了。刘再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他。

过去，文坛因为历史的原因，常有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的区分与说法。按通常的流行看法，陆梅林先生因编选和阐释马列经典著述与观点见长，是被归在了左派之列的。还有另一位著名文论家陈涌，因为常对一些探索性观念提出批评与商榷，也是被不由分说地归入了左派。但就我接触的感觉看，陆梅林先生，陈涌先生这样的所谓左派，作文有理有据，做人堂堂正正，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与认知上，他们既有自己清醒的定见，也有一种超常的定力，既不轻易改变，也不随风摇摆，内里自有一种知识文人的风骨、品格与操守，让人觉着可师可敬，可亲可爱。由此，我也在暗中反思，过去那个时候把一些理论批评家人为地分成所谓左派、右派的做法与说法，其实也有把人加以简单化的嫌疑，是不是也因此把一些真实的面目给弄模糊了，或者把丰富的人性与个性脸谱化了。而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要拨开这种说法形成的种种迷雾，无成见地走近他，近距离地感知他。

陆梅林先生看起来是离开我们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他以不朽的业绩、不灭的精神，依然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工作里，活在我们的事业里。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白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