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所没有的。如《长征》选用非特型演员，如《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后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2007年以来，主旋律电视剧显示出一种“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的总体趋势。
《风声》的“越狱”化、《东风雨》的言情化、《听风者》的武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叙事在各种大众文化元素的掺入下产生了些许离解，呼唤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色”的意味。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一说到主旋律、革命历史题材，总会令人首先联想到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意图，由此产生的疏离与成见往往会令收视率和票房打上折扣，自从有了“红色题材”之称，这种劣势渐趋扭转，新世纪以来，《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热议，《潜伏》《暗算》风头无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更如红色旋风席卷院线，“红色题材”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影视类型。为什么改称“红色”会产生如此大的魅力？不久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上，青年评论家们试图寻找答案。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王磊所描述的那样，以“红色”取代“革命”，它的理论前提或价值指认是，红色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等于革命，这种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这个“告别革命”的时代，以“红色”取代“革命”，是一个语言策略上的调整，但不止于此，它本身暗含着30多年来我们文艺观念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改变。
在众多评论家的精读之下，我们注意到了“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所没有的。如《长征》选用非特型演员唐国强、陈道明分别饰演毛、蒋，随后以大众明星饰演革命伟人的选角思路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中被大规模地沿用；如《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后革命”时期的革命英雄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这一模式在《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风雨情》等作品中亦有所延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冯巍指出，2007年《恰同学少年》热播后被称为“革命青春励志剧”，这是一部“伟人前传”，它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和青春偶像剧的风格很成功地杂糅在一起，讲述关于年轻人要有志向、要立志，怎么读书，怎么修身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还有爱情和理想的关系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研究所李玥阳谈到，越来越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现在红色经典中，在以前的革命历史剧中，组织交给的任务是否可以完成是不被讨论的，当这个任务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角通过超越自己，完成了这个任务，故事就变成了关于个人主义的故事。李玥阳还表示，今天一些影片表现卧底为何要做卧底，不再以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作为理由 ，而是诉诸极其简单而具体的原因，比如，“获得爱情和婚姻”、“保护老婆和孩子”等等。冯巍把种种转变概括为：2007年以来，主旋律电视剧显示出一种“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的总体趋势。
《风声》的“越狱”化、《东风雨》的言情化、《听风者》的武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叙事在各种大众文化元素的掺入下产生了些许离解，呼唤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色”的意味。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祝东力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文革”结束之前，文艺作品是以革命的趣味、逻辑和意识形态去叙述革命，内容和形式完全合一。而今天的“红色题材”影视剧，是用后革命时代，或者说，用消费时代的趣味、逻辑和意识形态重新呈现那些革命时代的人和事。与前一个时代对革命的呈现方式相比，“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形式跟内容有一定的距离和矛盾，比如适应消费时代的特点，强调娱乐化、人性化，把英雄写得不那么高大全、红光亮，英雄都有些小毛病、都是普通人，等等。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和以往革命文艺的区别，用世俗的、大众化的、消费主义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些革命的人和事。这样的区别是怎样出现的，除了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的今昔巨变，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孙佳山进行了影视制作投资层面的解读，他认为，主旋律是一种特定的影视文化生产类型，不仅有一套固定的话语讲述模式，而且其生产运作的资金和发行渠道都与国家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新世纪来临，随着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红色题材影视剧振兴的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是，中国电视剧审批制度逐渐相对宽松，随着制度的改变，在投资方式和交换方式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的国家投资或者企业赞助，不再是资金的唯一来源，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以商业投资、金融贷款甚至是股票融资的方式流向电视剧制作领域。在这种大环境下，现在我们国家电视剧生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美剧、日剧、韩剧那样的发展过程，开始针对特定的阶层、年龄等，初步形成了程式化、标准化的类型模式。
纵向审视“革命历史题材”到“红色题材”的演变，这似乎是从记述和再现革命到消费和重塑革命的两代人的视角差异，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张慧瑜横向联系新世纪以来荧屏人物及故事的变迁，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对影视作品背后的社会心理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意义在于塑造了“泥腿子将军”形象，随后的《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都是泥腿子将军的故事，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都是没有文化但总能打赢的英雄。与此同时，《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讲述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的作品，和《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家族商业传奇剧也在热播，在这三种类型的影视剧中，人们分享着草根的、白手起家的、开创一代伟业的成功者的故事，这些都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而当《潜伏》《暗算》等谍战剧流行之时，也是《奋斗》《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励志故事热播的时候。这时荧屏上的主角讲述的已经不再是白手起家如何创业成为强者，而是处于底层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故事，“从泥腿子将军到无名英雄的降落，也反映了人们的自我期许和心态的转变。……这些不同的叙事类型，肯定是随着社会、时代而变化的。”张慧瑜说。
由此可见，“革命”的“红色”置换是与时俱进的，正如张慧瑜所言，“大众文化是一个世道人心的晴雨表”。关于“革命”的故事还会继续被讲述，而相同的故事未必都是同一个故事，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时代和社会的底色，相较而言，故事中的“革命”被描绘成何种颜色，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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