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

何建明 著

作家出版社

◎ “国家叙述”对今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而言，是日益强大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带给我们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 从艺术的角度看，“国家叙述”最终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境界的追求，是反映一个时代特征的艺术水准，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它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文学艺术要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对我们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时代需要。

◎ 树立“国家叙述”的创作意识，建立“国家叙述”的艺术追求，应当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的一种使命和责任，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怎能一直怀负弱国、穷国的心态呢？

真正的文学，也可以简而论之为叙述学，或称叙事学。没有精彩的、符合文体本身要求的叙述，文学就不再成为文学。

有史以来，中国文学家们最出色的本事其实就是叙述的本事。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比如四大名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重点理论的并非是泛泛而谈的简单的“叙事”概念或者“叙述”概念，而是一个作者或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应当特别注重的叙述方向或称之为叙事方向的问题，这是因为叙述和叙事，容易被人理解为一般都是作者的技巧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叙述和叙事属于写作者的技巧与基本本领，但在进行这种叙述或叙事之前，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作品内容所要宣扬的思想与精神则在先、则在指导和影响着他之后完成作品时的方向与目的。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作家的“叙述”观点与“叙述”实践，这就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何建明的创作和他最新创作的一部读后令人拍案振奋、荡气回肠的作品——《国家》。

《国家》是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中十分重要的和具有成熟标志意义的作品。

>> “国家叙述”概念的产生与实践过程

20年前，何建明在创作后来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时，其实就已经朝着“国家叙述”的方向有意识发展了。他第二次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落泪是金》和相隔两年后发表的《中国高考报告》则是“国家叙述”获得极大成功的实践。这两部作品当时一度“洛阳纸贵”。之后，他创作的“执政为民”思想经典性体现的《根本利益》和百万三峡大移民的宏大叙事之作《国家行动》，以及第三次获鲁迅文学奖的《部长与国家》，牢固而坚定地奠定了他在“国家叙述”上的高峰地位与成熟艺术。其间，我们还读到他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家叙述”色彩的反映“非典”事件的《北京保卫战》、写科学发展理论体现的《永远的红树林》及描述中国30年改革历程的《中国农民世纪经典》《破开荒》《我的天堂》等优秀作品。

在2008年11月13日的《文艺报》上刊登一篇题为《30年：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个文体的成熟》的文章中，何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国家叙述”这一概念。这篇专访的编者按中说：“改革开放30年来，从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到今天，报告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广泛的影响。作为纪录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文体，这30年来中国社会取得的成熟和每个阶段的社会热点，都会在报告文学中得到迅捷的文学化表现。在众多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以其宏阔的‘国家叙述’，笔触几乎涉及到了国家发展中的所有重要领域……他的作品社会影响深远，广为公众熟悉喜爱。”

何建明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国家叙述”创立与实践过程：“因为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基本是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历史同步开始的。是国家的迅猛发展及发展所呈现的时代风貌、社会变迁的丰富与多彩性给了我进行‘国家叙述’的可能与挥之有物的广阔前景。最初的如反映矿难的批判类作品，正是鉴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刚刚出现的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而社会上出现严重的乱采乱挖，使我在调查采访中看到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现实而完成了《共和国告急》这样的批判式激情写作。后来的一部《落泪是金》同样是在看到中国教育迅猛发展之中，出现了社会贫富差异下的贫困大学生现象，不得不使自己再度拿起笔去进行又一次‘国家问题’的调查与叙述。之后的《中国高考报告》，则是承接了前两部作品的又一次反思式的国家叙述。世纪之交的几年中的这种‘国家叙述’，虽说是有意识的，但从创作的内在意识上还处于朦胧状态，是简单的、针对某一社会的国家的问题的调查式的热门问题的全景式叙述……”尽管如此，何建明的这些初期的“国家叙述”，使他成名并走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阵营。以《落泪是金》为代表的“教育三部曲”代表了他最初的“国家叙述”成果。

本世纪初，何建明创作的《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部长与国家》及《国家行动》等，则使他的“国家叙述”创作具有了明显的个人风格，并确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地位。这期间，他的这些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几乎占据了整个报告文学界的半壁江山。

“研究20世纪末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无法绕过‘何建明现象’。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第一篇的作者名字几乎肯定是何建明。”（见《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如此灼人的创作成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属少见，在报告文学史上则绝无仅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建明作为一名作家，为什么后来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

在回答业界诸多“为什么是何建明”的疑问和惊叹时，作家本人有过一段非常感性的回答：“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我是带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感情去写作的，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又使我得到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

近十年中，何建明的作品已经从文学界的影响，开始不断地延伸到整个社会，从《根本利益》改编成电影，到《国家行动》成为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到《奠基者》一跃成为央视2010年“开年大戏”，何建明的“国家叙述”作品，似乎正以势不可挡之势，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广泛喜爱，甚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比如他对教育问题的叙述，使得国家在教育改革上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比如对“三农”问题的记录与叙述，同样影响了国家相关部门在制定某些政策时的考量。

“应该说，当你站在历史的和国家的层面再去看待和叙述某一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时，我的这种‘国家意识’就变得自觉和有意识了。”何建明说。意识影响存在。意识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其实就是写作立场问题。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下的写作立场和创作情怀，“国家叙述”概念便在何建明的作品中变得清晰而明了，直接而娴熟。

从“5·12”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几年时间里，何建明先后创作了《生命第一》《破天荒》《我的天堂》《忠诚与背叛》《三牛风波》和《国家》六部大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响当当的，其中三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部获国家图书奖，这样的创作成果和影响力在同行中罕见。

>> “国家叙述”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文艺创作的必然现象

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有两种含义，即国家的阶级反思性和社会反思性。革命导师的这一论说的意思是，国家概念除了阶级与政治集团的权力概念外，实际上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社会形态，或者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织的一种社会形态。今天的国家概念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人们共同的生存家园和精神文化家园。中华民族的命运组成了我们的中国，其强盛与衰败，联结着我们十三亿人的好日子与坏生活，甚至是存与亡的命运。

国家因此变得与我们息息相关，连一个政策的出台、某一地区的稳定与否、某一事件的突发冒出，都将因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体制和行政区域范围而有了无法摆脱的喜怒哀乐。文学艺术和一切从事文学艺术职业的人，也与国家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何建明的新作《国家》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外交题材为创作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记述的是2011年初在利比亚政局突然发生剧变，我在利近40000公民深陷战火的险境之时，中国动用空前的力量，成功组织大撤离的一次完美行动。作品所述的情节内容，惊心动魄、撼人心肺，是一曲惊天动地、彰显强大中国形象的壮丽赞歌。当时利比亚战乱事件突发，情景险恶，我数万名公民在利比亚交战双方的夹击之中，生命处在十分危急的时刻。怎么办？中央果断决策撤离中国公民。然而这可不是简单的一次撤离行动，数万人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沙漠腹地，几乎所有中国公民身上的护照等有效证件在战乱中丢毁，利比亚边境又完全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全世界数百万在利人员皆在争抢出境，如此险象环生的情形下，仅仅十来天时间，要把如此多的人员从如此遥远、如此复杂的地方安全拯救出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遇上了同样的难题，然而一向标榜“尊重人权”的这些国家遇难而避缩，任自己的公民身陷绝望之境。唯我中国政府果断决策、果断出手，而且以最迅速、以最漂亮的组织和最完美的行动完成了我在利公民的生死大撤离。大国外交的一次完美行动，加之大手笔的创作和立意宏大的叙述，使得这一在国际外交史上令西方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行动，有了历史性的文学记载，《国家》让一个复兴之中的伟大国家获得了一个更加精彩和永恒的展现机会。

《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有人性和温暖。“这部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可以说是我一向秉承的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意义和堪称‘非常痛快’的叙事过程。”何建明在谈及自己创作《国家》时这样说。

一件国家大事，用“国家叙述”来完成，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这样的精彩故事，运用自己的艺术所长加予自觉和进入境界的创作，“非常痛快”是自然结果。那么何谓“新的标志意义”？何建明自己回答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里，中国一直是个被人欺辱的弱国，没有尊严，尤其是在强势的世界列强面前，我们只能低着头卖苦力，流尽汗水，获得的只可能是最廉价的收获，甚至丧失生命。根本不可能有扬眉吐气之时。到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才被人正眼相待，连美国总统选举都要拿中国说事。然而在过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笔下，我们通常处在自我写作状态，写人写事写心理活动，甚至写情感，都难有大国情怀和大国视野去审视、去审美，去审判我们作品的世界意义和国际价值观。我们常以小国和弱国心态理解自我、诉求自我，极少以一个大国国民心态去审视自己、看待自己和张扬自我。中国作为日益强盛和不断崛起的国家，文学艺术的世界视野、国际水准、大国心理变得紧迫和重要。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创作《国家》有了一种新的标志意义。”这个标志意义就是何建明对自己创立的“国家叙述”上升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到信手而来的娴熟境界。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发展，才使其有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才使其精神文化最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的普世意义。这是中国当代和未来所特别需要研究和重视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的所有创作者们，都应当加以反省和理清的大事，即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是固守在过去长期存在的弱国、小国心态下的那份精神家园里，还是跟上国家的前进步伐一起昂首阔步向世界的高度看齐寻找更高远的境界？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理解何建明为什么认为他的《国家》对“国家叙述”创作主张有了新的标志意义。我想这是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在追求一种与国家命运与国家崛起同节奏的前进步履和同频振荡效应。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叙述”对今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而言，是日益强大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带给我们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必由之路。文学艺术要实现“中国风格”、“中国气魄”，那么何建明倡导和践行的中国式“国家叙述”似乎理当成为我们的一条重要创作经验。

>> “国家叙述”体现着时代特征的艺术高水准

《国家》是何建明的“国家叙述”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凡是看过此作品的读者都会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既可以当它是一部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又可以当做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也可以视为一部“文字电影大片”来看，总之它的故事精彩、情节扣人心弦、主题高昂而动情，这也许印证了何建明自己的话：“从创作角度讲，‘国家叙述’需要驾驭能力、思想高度、情节细腻、叙述生动、人物丰满、结构紧凑、景情如舞台或影视剧那样精彩等内在的艺术要求，绝非是生硬、简单、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须是整篇叙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题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现。紧凑而合理的结构则是实现‘国家叙述’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语言与情节显然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引自何建明《国家》后记）。

2011年2月，“阿拉伯之春”连续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发生，后来波及到利比亚，当时中国有40000多人在那里，卡扎菲政权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交战几天之内将整个利比亚拉入了枪林弹雨之中，中国的这些同胞完全陷入了生死险境，如果不及时撤离，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国政府怀着对自己同胞负责的态度，及时作出决定：撤离全部在利人员。然而4万人要在短时间内从遥远的非洲撤回到祖国，谈何容易！以外交部为主的有关部门在中央的领导下，以同胞的生命为第一，克服种种困难，在异国他乡打了一场漂亮的大撤离之战。作为作家，何建明接受创作后，投入了全部的个人感情和创作激情，在完成如此一部史诗性的大作品后，他“有诸多感慨，一感慨我们祖国的执政者务实为民、决策英明；二感慨我们祖国如今的强大和实力；三感慨我们国家制度的优势与力量；四感慨我国外交长期积累的资源与外交队伍的干练与杰出；五感慨我们的人民可爱可敬、无私奉献精神；六感慨整个战役的缜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文学的思想和追求，通常是靠叙述过程的艺术创作来完成的。作者的“六个感慨”或说六个感动，是通过一个个气势磅礴、精彩纷呈的故事和情节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文学艺术叙述，才使得“国家”这个概念在读者心目中烙下了可摸可触的形象。

“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你还会有什么？如果没有了人民，国能是什么样？”这是何建明通过“国家叙述”之后发出的感叹。这句话一语道出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令我们深思和回味。

由此，从艺术的角度看，“国家叙述”最终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境界的追求，是反映一个时代特征的艺术水准，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它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文学艺术要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对我们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时代需要。

树立“国家叙述”的创作意识，建立“国家叙述”的艺术追求，应当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的一种使命和责任，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怎能一直怀负弱国、穷国的心态呢？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马 娜

编辑：镝 子